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307节（3 / 4）

，又关心一句：“那边店也这么搞吗？”

如果是的话，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，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。

周秋萍笑着点头：“对，也这样搞。你跟大家说一下，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。没事的，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，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，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。”

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，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，必须得开了挣钱。

作者有话说：

作说比较长，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。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。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，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。

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

来源：中国经济时报-中国经济新闻网日期:2007年04月09日作者:记者:汪海宝 见习记者:柯海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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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前的温州，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--股份合作制。从那之后，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，以及市场拓展、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。

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，让人仿佛看到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，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，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，不经意中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。同样，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，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，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，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，获得了高额的回报。

为此，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、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。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、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、温州体改委主任。

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（二）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

股份合作制：体外成长

温州股份合作制，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。从出现的那天起，就伴随着很多争议。所以，虽然1970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，但直到1987年才开始取名、定性，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，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。从那以后，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。事实证明，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，它不是来自理论，而是来自实践。

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。当时，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，遍及城乡，以生产小商品为主，大量销往全国各地。那时，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。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，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“小商品，大市场”。

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，这种分散、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。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，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。温州人认识到，企业要生存，要发展，只有更新设备，扩大规模，增加产量，抢占市场份额才行。

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。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、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，而通过民间借贷，利率太高，企业难以承受。

于是，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、联营、集资、合股。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均等出资，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。

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，更新生产设备、开发新产品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。

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，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。当时的李家车村，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。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，生产效率也很低。1979年春天，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，叫横机。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，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。但横机的价格很高，每台要价1040元，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，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。

村集体没有资金，信用社不给贷款，怎么办？于是，供销员就找村支书商量，说能不能找大家凑凑？村支书说可以。于是，从村子里找到了40个村民，每人120元，筹资6000元，到江苏买了4台横机，办了个“李家车针织厂”。过了两年又扩大119股，每股出资600元，筹款71400元，再买了一批毛纺织机，把“李家车针织厂”改名为“苍南毛纺厂”。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。

温州人有个习惯，赚了钱喜欢到处夸耀。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温州城乡推广开了。由此，家庭作坊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工厂。

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诞生，却上不了工商注册。当时允许注册的企业性质只有三种--个体、集体、国营。当然，私营企业也是可以登记的，但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，所以一直被严格监控。1986年前，温州登记在册的私人企业总共才4家。所以，很多扩大了生产规模、脱离了个体户的企业宁愿挂“乡办”、“村办”、“镇办”的牌子。人们给这类企业一个形象的称呼，叫“戴红帽子”企业。很多戴上“红帽子”的企业，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。可以说当时的企业结构很混